【摘要】当今时代，思想发展的“无界”态势与意识形态的“有界”要求，形塑了意识形态领域“多与一”“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困境，凸显了思想共识凝聚“何以必要”的现实前提。思想共识凝聚始终致力于将“统治阶级的思想”转变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遵循主流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价值指向、理论基础与实践场域中彰显其精神实质，且从理论上澄明这一命题“何以可能”。“何以可能”的理论追问在实践中转化为对思想共识凝聚“何以可行”的方法探析，即在政党属性与人民至上、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理论创新与实践强化、教育引导与批判交锋的辩证统一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力和共识凝聚力。

【作者】陈娜，重庆大学副教授，201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9月

【课题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利益多元时代的思想共识凝聚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19YJC710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结构研究” （项目编号：2019CD JSK 49YJ03）阶段成果

主流意识形态，表征着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倡导的政治主张、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是执政党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汇聚力量的中枢和支柱。恩格斯称之为政党的“思想旗帜”，并指出意识形态“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1]167。葛兰西也曾将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喻为“社会水泥”，认为在保持社会整体性和凝聚力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2]63。换言之，意识形态本身具有追求和塑造思想共识的初衷，而思想共识凝聚以意识形态认同作为最一般、最重要的手段，二者具有天然的逻辑同构性。

一、问题的提出：思想多元时代的意识形态困境

思想共识凝聚，是指在社会主导思想引领下，将社会成员多元多样、分歧分化的思想观念汇聚、提炼、整合为一致性思想认识的实践活动。“共”依赖于“非共”，思想共识与多元歧见有着发生学意义上的同步性。故此，这一命题的前提性确证需要从根本上反思其矛盾对立面———思想多元。肇始于当代中国改革及转型，思想发展的“无界”态势与意识形态的“有界”要求形塑了意识形态领域“多与一”“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困境，具体体现为多元思想意识正猛烈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指导思想、价值标准、政治主张和精神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成为国家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悖力。

（一）对指导思想的挑战

在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是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这一主导思想地位的确立，根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下的中华民族如何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进程中的历史总结、实践证成及其现实需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大思想凝聚力最具基础意义的文明因子和价值内核。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成员的民主、平等等“现代性”意识得到有效发育，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但与此同时，思想多元自身所存在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即随着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差异性、选择性日益增强，碎片化、局部化、去中心化受到大力吹捧，主体个性和个体得失常常作为一切社会事务的最高度量标准。其直接的意识形态后果是：不断被夸大的多元性使原先稳态社会所追求的秩序性、整体性、权威性被疏远或拒斥，并逐渐衍生出具有政治诉求的多样社会思潮，且企图矮化、否定、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如此一来，传统思想共识自然而然随着认知权威的动摇被削弱、撕裂甚至解构。尤其在面对阶层利益固化、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的诘难下，马克思主义在有些人口中被贬低为曲高和寡的“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说教”，在有的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3]329。这些尖锐的现实启示我们，思想共识凝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成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以此真正牢筑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对核心价值的冲击

核心价值的建构是任何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它通过为统治阶级所建立的制度体系提供强有力的合理性说明和合法性论证，来谋求社会认同的价值基础。因此，在拥有多元价值观念的现代社会，“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4]106。而今，在全球化背景下，无处不在的文化交流衍生出多元多样的价值观念，生成了“诸神之争”（马克斯·韦伯语）的价值图景，在传统、反叛与虚无的价值交织中消解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共识凝聚力。具体表现为3个层面：第一层，泛化的价值信息易使主体出现“乱花渐入迷人眼”的错觉，有意无意间营造出一种“价值虚无”或“相对主义”的观感，成为核心价值的离散性力量；第二层，在“实利经济”等观念的影响下，部分主体行为考量因素的“天平”向利益端倾斜，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错误价值观念滋生暗长,直接挑战着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第三层，国内外敌对势力有计划、有策略地价值渗透，使得那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对立的价值观念通过利益诱惑、文化交流等形式争夺话语权，形成了为其他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颠覆性力量。如此一来，思想多元本身所倡导的选择性与能动性变成了随意性和破坏性，成为思想共识凝聚的式微性力量。这种式微性力量因具有隐匿性、滞后性等特征而不易觉察和把握，但无数实践表明，它往往是国家一盘散沙和社会动荡不安的深层“病根”。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170

（三）对政治认同的削弱

“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主义，是由谁执政、执政为谁、如何执政的根本性问题。”[6]在社会主义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国家的根本制度要求，也是政治认同的基石。若脱离了这一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与全民思想共识凝聚便无从谈起。在人的现代性重塑与经济全球化洗礼的双重语境下，执政党通过意识形态策略运作来增加政治认同和凝聚思想共识的空间受到挤压。一方面，社会变革必然会引起许多传统组织的解体和传统权威的动摇，公民的政治认同被大量良莠不齐的政治信息所冲击与诱导。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计划、有策略地夹带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宣扬政治价值观“去地域化”“去制度化”“去民族性”等论调，积极推销“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散播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效论”“死亡论”等伪命题，企图在削弱理论自信中离间政治认同，在离间政治认同中撕裂思想共识。由此造成意识形态隐忧：原子化主体与国家共同体将渐行渐远，整个社会将因失去政治信仰的同一性而一盘散沙，甚至无法关联个体极易被蛊惑人心的政客所利用。

（四）对主流文化的消解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是一种理性的政治术语，而且饱含了群体成员“所从而来、所往而去”的特定文化符号。共同体成员常常凭借意识形态认同获得“不证自明”的文化表征与心理惯性，来寻求族属身份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事实上，主体这一寻求文化确证的过程也是与他者文明“参照对比”的过程，使个体定距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心理量标与价值边界得到明晰，生成“我们”与“他们”的区分。这种区分对内能催生“我们”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对外形成针对“他们”的思想整合策略，在无形中达成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借助网络信息化浪潮，我国文化领域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主流与非主流反主流等文化大规模的接触、嫁接、冲突，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网络文化、低俗文化等在异常喧嚣的文化市场上“争奇斗艳”，文化生态纷繁复杂。其中，文化市场出现了两种错误偏向：一种是“文化物化”，即文化成了受制于资本逻辑的“工具文化”；另一种是“文化虚无”，即文化成了悬空于物质基础而只谈一己悲欢的纯粹自我意识。两种文化偏向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在两者的意义世界里，文化价值均被从心灵的高尚领域拽了出来，环环相扣的意义共同体也逐渐肢解，优秀传统文化推崇的伦理精神与道德力量所累积起来的思想共识被撕割、断裂、注销。鉴此，在现代多元文化“景观社会”，坚持一元思想的指导和核心价值的引领，是保持文化方向性与先进性、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必然要求。

二、把握思想共识凝聚的意识形态实质

诚然，思想多元本身具有相应的合理性因素，但并非游离于理性之外的“准本能性”存在，无限夸大的自我意识及理性意志的应然决裂，断然会把社会必然的秩序性让渡为混乱的无序性。习近平指出：“现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这就更需要我们下功夫去凝聚共识。”[7]45这一论断在表明思想共识凝聚这一命题的出场语境与现实意义的同时，也包含着一个首要的前提：共同体成员对什么达成共识，即思想共识凝聚何以可能。

（一）主流意识形态规定了思想共识凝聚的价值指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8]29该论断表明，意识形态并非空洞的、随意的观念，而是有明确指涉对象和适用范围———社会存在，即人们实际生活过程。这亦是说，一是意识形态本身是基于共同体成员对“实际生活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利益的自觉反映而达成的思想共识；二是任何思想共识的达成或凝聚总是限定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和公认尺度之内。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在规定着思想共识凝聚的价值指向，即在引导社会成员完成合乎历史趋势的行为目标中实现利益需求，旨在使主体奔向更美好的“实际生活”。需进一步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或制度的结果，还是历史发展趋势与理想信念的产物。故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一定还包含了作为思想共识凝聚价值指向的高级层面———信仰认同，这是思想共识凝聚的最高层级。当共产主义伟大信仰、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终于在主体间得到有效地发育、成长与统一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观念体系也就真正的深入人心，社会、国家、民族也会因此走向团结与稳固。届时，分散的个体将会坚如磐石地凝聚在一起而发挥磅礴伟力和创造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的艰难奋斗史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二）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思想共识凝聚的理论基础

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在共同体的整体意义上凭借意识形态工具，调和特殊的个体意见并为共同体成员提供凝聚思想共识的公共观念，是因为他们不仅支配着社会的物质力量，同时也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生产。故此，尽管思想共识概念可以链接诸多研究向度和社会议题，但它的本质要求与实践进路是明确的：即用社会主导思想引导、整合、统摄多元个体思想，将国家的思想主张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共同性认识，使“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为思想共识凝聚这一论题提供了质的规定与总的遵循，明确了思想共识凝聚之“思想”来源。实际上，任何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历来都非常注重根据现实需要重点选取意识形态的某一种形式作为思想共识凝聚的主要方式，借此来“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例如，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封建社会，选择了用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宗法道德观念来达成这一目的；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先后选择了宗教、法律或政治等形式来完成这一使命。可以说，在阶级社会里，思想共识本身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只能随着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人民“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的思想武器。[9]7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旗帜。始终坚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思想共识凝聚的核心使命。

（三）主流意识形态定位了思想共识凝聚的实践场域

任何思想共识只有与主流意识形态所指向的物质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实践要求相适应，才能获得对该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准确认识，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根基，才能把思想“软实力”转化为物质“硬实力”。据此，从主流意识形态审视思想共识凝聚，一是要审视思想共识凝聚在其方向上是否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新趋向、新目标、新使命；二是要审视凝聚起来的思想共识是否成为推动新趋向、新目标、新使命的实践力量。这也正表明了意识形态不仅塑造了思想共识本身，而且二者具有内在的对应性。正是这种对应性，在规定思想共识凝聚的性质、内容、结构的同时，使社会成员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国家建设面临的目标、任务与挑战，从而形成思想共识与思想自觉，并力图使这种思想自觉转化为实践自觉。回顾历史，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是改革开放时期，思想共识凝聚无不是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紧紧围绕国家大政方针、阶级利益、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而进行。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推进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一条清晰明确的‘思想主线’，这就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宏伟目标，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为战略引领，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战略重点，全面开创当代中国现代化新境界”[10]。思想共识凝聚要紧紧围绕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使命，将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物质力量。这也是从主流意识形态审视思想共识凝聚的最终落脚点。

三、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思想共识的自觉

在高度分殊化的现代社会，尽管社会整合的手段多种多样，但若想从社会深层和细部来实现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就必须建设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和共识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此，思想共识凝聚“何以可能”的理论追问在实践中转化为“何以可行”的方法探析。

（一）政党属性与人民至上相统一

政党属性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9]16，“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11]481，其中，“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2]435。这实际从源头上表明了主流意识形态与思想共识凝聚之间的内在关联，即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是思想共识凝聚的首要原则。新时代新境遇的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宏观逻辑、社会中观逻辑与主体微观逻辑出发，提出了思想共识凝聚的战略要求。在宏观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由此树立主导思想的威力、威信、威望，在“两个巩固”基础上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在中观层面，“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4]24；在微观层面，通过教育引导、舆论传媒等手段，将党的政治主张转化为社会成员广泛认同的思想共识，并将这种思想共识更进一步推向行动自觉。尤其是面对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世界进程中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通过思想共识凝聚来增强“四个自信”和“掌握思想领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3]52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人民，从来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人民对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内核的思想共识的达成，一定不是国家强力强制的产物，而是彼此良性互动的结果。其内在的逻辑是：人民是思想共识凝聚的对象与主体；思想共识凝聚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共同利益的诉求。据此，思想共识凝聚问题，就不简单的是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而必须深入分析思想问题背后的根源因素———人民利益。没有对人民现实利益需求的关切与满足，就不会形成广泛的、稳固的思想共识。因此，注重意识形态与人民生活的内在关联，把人民发展的利益需要提升、融入到意识形态的内容表达，以利益增长的方式满足人民的多重利益需求，是思想共识得以达成和凝聚的现实基础。可以说，由不同利益需求而结成的利益关系，是思想共识凝聚的原始动机，而思想共识凝聚不过是人们用来满足自己利益需求的特殊活动。

（二）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相统一

思想共识与思想多元既相互悖论又紧密相连，一方面，没有思想的多元与多样，就不会凸显思想共识凝聚的必要与重要；另一方面，思想共识凝聚并非也不可能消除这种多元，而是力图在主流意识形态统摄下，通过差异交互与理性对话来实现主体与主导思想间的“视域融合”及自觉接纳。因此，增强思想共识凝聚的意识形态自觉，必须处理好“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一元主导”，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地位，这是事关方向、道路、旗帜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思想共识凝聚的基本要求。“多元并存”，即依据思想及思想共识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尊重差异中以主流思想体系包容多元思想观念、文化样态及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引导社会成员形成思想共识。以思想多样性否定一元主导性，或以一元主导性否定思想多样性，都是错误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一些人在处理“一与多”的二者关系时存在两类认知误区：一类是绝对主义的“极限共识”。绝对主义者视野下，思想共识凝聚被曲解为无条件放弃自身转而全盘接纳其他观念，误以为思想共识就是追求绝对的“同一”，甚至将谋求思想共识的热情扭曲为党同伐异的激情，诸如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另一类是虚无主义的“无解共识”。虚无主义者认为，在日新月异的工业社会，世界被定义为无意义、无目的的存在，因此他们承认支流但否定主流，将寻求真理、追求信仰的行为看成徒劳，思想共识则被视为无法到达的“彼岸世界”。事实上，任何思想共识凝聚，都是一定历史阶段内以社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思想建构，有其特定的历史前提、现实基础及其边界限度。故而，在思想多元语境中探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共识凝聚力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采用“是”与“否”的极端思维，而是积极寻求多元之间的共通性，在批判地扬弃“多元”中推动“一元”的构建，实现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多变中定方向。

（三）理论创新与实践强化相统一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8]544主流意识形态若想获得强大的思想共识凝聚力，应不仅具有源于特定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的质的规定性，还必须具有对实践发展趋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洞见，即逻辑自洽性与现实解释力的辩证统一。因此，一方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向度上自觉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本身的理论内涵，增强理论的说服力、解释力，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理论前提。在宏观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大尺度、大视野，切中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从而建构起能有效揭示、引领社会发展的概念框架和价值原则；在微观上，阐明国家上层建筑作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过程机制，建构起契合大众的心理、情感、意志等的现实议题，在回答“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人民之问”中增强解释力、说服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3]11。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不仅要着眼于理论的建构，而更应当在总结“中国经验”、破解“中国问题”、面向“中国未来”等多重视角中进行理论的总结、归纳和升华，在“经验总结———理论创新———实践发展”的良性互动中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具有明确政治意向的理论学说，更是一种具有强烈实践指向的发展战略。因此，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并非不证自明,而是需要以实践有效性获取正当性辩护与证成。离开了实践成就的检验，无论多么华丽的理论、多么动人的思想，都将是苍白无力的。故而，一是在纵向上，要善于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把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巨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有效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认同。二是在横向上，要善于在国际与国内的对比中凸显制度优势，在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说服力和思想引领力。

（四）宣传引导与交锋批判相统一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宣传就应跟进一步，而每一阶段的理论宣传，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社会状况的支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方式，尤其是微博、微信、抖音等自媒体的时兴开启了一个以娱乐化、感性化、视觉化为特征的图像时代。换言之，传统以口述和文本为载体、以灌输式和宣讲式为手段、以显性政治意图和信仰体系为内容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制已发生转变，取而代之的是意识形态隐匿在弥散的象征形象中，而这种象征形象常常通过视觉传播得以凸显和表达。鉴此，主流意识形态在守护传统传播阵地与传播渠道的同时，要以人们的世俗生活为立足点，以人们的疑点、难点、焦点为切入点，利用图像时代的视觉化传播优势，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电影电视、艺术表演、网络游戏等，在场景动起来、故事活起来、眼睛亮起来中让党的理论主张“飞入寻常百姓家”。

宣传引导旨在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交锋批判意在立场坚定反驳谬误，“立”与“破”辩证统一、缺一不可。这就是说，思想共识凝聚不仅依托符号性的观念体系与现实性的利益满足，也有赖于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构建起着“应然”作用的软性约束机制。这种软性约束机制主要集中于“两个地带”：一是存在多样社会思潮但不直接威胁主流意识形态的“灰色地带”；二是直接攻击我国政府、政权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黑色地带”。在思想共识凝聚过程中，与“灰色地带”的交锋应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说明、说清、说透不同社会思潮的表现形式、目的动因、精神实质，让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科学性、先进性在与多元社会思潮的比较、鉴别、交锋中凸显出来。而面对诸如虚无革命历史、宣扬“普世价值”、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等的“黑色地带”，则需要严格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界限，旗帜鲜明地进行反驳、批判和打压，钳制反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行为。由此实现一种正向的“精神监督”与“惩罚预期”，从而最大限度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